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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文化渊源之安邦济世需用信
发表时间:2011-9-8 10:33:56 摘自:“围绕海西促诚信”论坛 点击数:4050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美德,其中诚信便是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项基本准则。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均极为看重诚信,把诚信作为一项崇高的美德加以颂扬,并把此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政治之道、交友之道、处世之道。在他们看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君子之所保,惟在于诚情。”“诚信,国之大纲。”诚信是使人与人相安共处、互爱互助的基础,也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基础。
    历史实践证明,诚信,不仅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也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诚信对治国的重要作用,社会的诚信危机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民心散失,最终导致国家的无序和混乱。
    先来看中国历史上两个著名的事例,
    一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变法。当时处于战争频繁、人心惶惶之际,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商鞅下令在都城南门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当众许下诺言: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围观的人不相信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能得到如此高的赏赐,结果没人肯出手一试。于是,商鞅将赏金提高到50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站起将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立即赏了他五十金。商鞅这一举动,在百姓心中树立起了威信,而商鞅接下来的变法就很快在秦国推广开了。新法使秦国渐渐强盛,最终统一了中国。这就是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它记载于《资治通鉴》卷二中,作者司马光感叹道: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也就是说: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发生在咸阳,而在早于它400年以前,在离咸阳不远的临潼,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褒姒,为博取她的一笑,周幽王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们匆匆赶到,弄明白这是君王为博妻一笑的花招后又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五年后,酉夷太戎大举攻周,幽王烽火再燃而诸侯未到——谁也不愿再上第二次当了。结果幽王被逼自刎而褒姒也被俘虏。
    一个“立木取信”,一诺千金;一个帝王无信,戏玩“狼来了”的游戏。结果前者变法成功,国强势壮;后者自取其辱,身死国亡。可见,“信”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阅读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诚信治国思想与实践中找出许多有价值的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内容,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培育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规范我国公民的诚信道德行为,促进我国公民诚信道德建设,促进政府诚信、企业诚信、法律诚信、教育诚信以及各行各业的诚信建设,进而全面促进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
    以诚信治国,不仅有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进行过阐述,一些贤明的君主、明智的政治家把诚信道德实施于治国之道,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一、诚信待下 用人不疑
    早在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晏子就已指出,治国之患有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异心,三思也。”忠臣不信是不用贤才,信臣不忠是用小人,君臣异心是不信贤的结果。晏子又说:“国之不祥不三: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贤而不知是聋,知而不用是昏,用而不信是疑。若人君既聋又昏又疑,国之不祥,莫过于此。由此可见晏子对以信用人的重视。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大唐王朝,其君王重视诚信伦理的,唐太宗李世民表现得最为典型,一代明主讲诚信,带来的是国家安宁强盛和经济文化的繁荣。世称“唐太宗以大信行于天下”。《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译文: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记载: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不称旨,上责之。温彦博、王谏曰:“孝孙雅士,今乃使之教宫人,又从而谴之,臣窃以为不可。”上怒曰:“朕置卿等于腹心,当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为孝孙游说邪!”彦博拜谢。不拜,曰:“陛下责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私曲邪!此乃陛下负臣,非臣负陛下!”上默然而罢。明日,上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纳谏诚难,朕昨责温彦博、王,至今悔之。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
    (译文: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不称太宗的心意,太宗责怪他。温彦博、王劝谏道:“孝孙乃高雅之士,却让他去教宫女们,进而又谴责他,我们觉得不该如此。”太宗大怒道:“朕将你们视为心腹,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现在却附合下面欺罔君上,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温彦博行礼谢罪。王不行礼,说:“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次日,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到现在还在后悔。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
    明主讲信,臣僚尽忠,忠心耿耿的魏征上书曰:“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
    一个政治家,能以诚信自律,不以诈道训俗,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朝廷之上大臣们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集合众人的智慧,共同推动开创了“贞观之治”。
    再来看一位皇帝——我国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生,这位帝王并不是一个在历史上很著名的君主,在位时间也并不长,不过在位期间他的一份诏书倒是很妙,此诏书译文如下:“我当皇帝,乃受上天之命,坐的是祖宗传下来的宝座。既然身为天下元首,自把人民当作子女一般爱护。可是我自即位以来,不知道有什么地方不对,竟有人信口诽谤,归恶政府。我所杀的都是证据确凿的叛徒,数目不满一千,怎么能说残忍?街市行人,拥挤如常,怎么能说纷纷恐惧逃亡?我现在严重宣告,只要是合理合法、合正义合真理的事,我仍一本初衷,全力以赴,继续负起我对国家的责任。”(《中国人史纲》)。如果从他的言语上判断,此君真乃圣君贤主也,任何人看了后,估计都为前秦帝国有此伟大君王而庆幸。但事实上呢?《资治通鉴》卷一百对他的记载:生饮酒无昼夜,或连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寝落,或醉中决事;左右因以为奸,赏罚无准。或至申酉乃出视朝,乘醉多所杀戮。自以眇目,讳言“残、缺、偏、只、少、无、不具”之类,误犯而死者,不可胜数。好生剥牛、羊、驴、马,鸡、豚、鹅、鸭,纵之殿前,数十为群。或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临观以为乐。尝问左右曰:“自吾临天下,汝外间何所闻?”或对曰:“圣明宰世,赏罚明当,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斩之。他日又问,或对曰:“陛下刑罚微过。”又怒曰:“汝谤我也!”亦斩之。勋旧亲戚,诛之殆尽,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译文:苻生喝酒不分昼夜,有时一连数月不临朝处理政事。进上的奏章不审阅,常常搁置不理,有时在醉酒后处理政事。周围的人因此就常干奸诈之事,赏罚失去标准。有时到申时酉时才出来临朝视政,乘着醉意杀了许多人。他自己由于少了一只眼睛,就忌讳说:“残、缺、偏、只、少、无、不全”一类词,因误说了这些字眼而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他喜欢活着剥掉牛、羊、驴、马的皮,用热水退活鸡、活猪、活鹅、活鸭的毛,把它们放到大殿前面,几十个为一群。有时则剥掉人的脸皮,让他们唱歌跳舞,他来观看,以此作乐。他曾经问周围的人说:“自从我统治天下以来,你们在外边听到些什么?”有人对他说:“圣明君主主宰天下,赏赐得当,刑罚严明,天下人只有歌颂太平盛世了。”苻生愤怒地说:“你向我献媚!”于是就把他拉出去杀了。改天他又问这个问题,有人对他说:“陛下的刑罚稍微过分了一点。”苻生又愤怒地说:“你诽谤我!”这人也被杀了。有功的旧臣和亲戚,被诛杀殆尽,群臣们能保全一天,如同度过十年。)
    因此,朝中人人自危,都希望符生的兄弟苻坚取而代之。符生欲杀苻坚,反被苻坚先发制人杀死。
    二 诚信待民 以信立国
    诚信是立民之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管仲就认为诚信是集结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保证。《管子•枢言》指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可结也"。 
    孔子深刻论述了取信于民对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在这里,孔子把“信”看得比“兵”和“食”还重要,认为虽然军备、粮食和民众的信任都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条件,但三者中民众的信任更为关键。《论语》中还记载子夏的话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就是说,统治者只有取得民众的信任,才能顺利地管理和领导民众;否则,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对民众的管理则会被认为是折磨和虐待他们。所以,儒家特别强调诚信在治理国政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基本的立国立民之道。
    儒家还特别重视和强调为政者对诚信原则的遵从和践行,认为为政者应当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信守承诺,为民众做出表率。对于为政者来说,所处的位置越高,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也就越大。为政者的思想言行,包括是否讲求信用,对广大民众有很大的影响。为政者能否在工作中做到以身作则,忠诚信实,不但是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广大百姓和具体的行政效果的问题。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以赞美的口气叙说了“晋文公以诚信降卫国”的感人故事:晋文公攻原,裹十日粮,遂与大夫期十日。 至原十日,而原不下;击金而退,罢兵而去。 士有从原中出者,曰:“原三日下矣。” 群臣左右谏曰:“夫原之食绝力尽矣,君姑待之。” 公曰:“吾与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遂罢兵而去。 原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无归乎!”乃降公。 卫人闻,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客无从乎!”乃降公。 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注重诚信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报,十日期限不仅得到了计划的原国,还得到了意外的卫国。
    唐太宗李世民有一次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坚决反对,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而在唐太宗死后一百多年后,大唐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在唐德宗李适在位(公元779—805)期间,推行两税法,国家按每户的劳力和资产情况,确定等级,一律出钱纳税,国家分夏秋两次征收。 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轻百姓的负担。而两税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如何呢?
    《资治通鉴》二三三记载: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译文:庚辰(初一),德宗在新店打猎,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德宗问:“老百姓高兴吗?”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德宗说:“今年庄稼颇获丰收,为什么不高兴?”赵光奇回答说:“诏令没有信用。以前说是两税以外全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搜刮大约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是和籴,但实际是强行夺取粮食,还不曾见过一个钱。开始时说官府买进的谷子和麦子只须在道旁交纳,现在却让送往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地,车坏马死,人破产,难以支撑下去了。百姓这般忧愁困苦,有什么可高兴的!每次颁发诏书都说优待并体恤百姓,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恐怕圣明的主上深居在九重皇宫里面,对这些是全然不曾知晓的吧!”德宗命令免除他家的赋税和徭役。)
    赵光奇敢于在皇上面前如实诉说老百姓的苦处,这是诚实的表现。老百姓所以如此之苦,是因为“皇帝的命令没有信用”。国家是这样的大,百姓是这样的多,不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在皇帝面前诉说自己的愁苦,更不能给家家户户都免除赋税和劳役,因此,唐德宗的这种做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使皇帝的命令有信用,要说话算数。
    三 垂范史官 直书史实
    以前文多次提到的唐太宗为例,他的诚信观是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体现出来。他与前代政治家不同的是,理论上说得少,实践中行得多。更为可贵的是,他利用“人主”的地位,把诚信的道德规范实施于治理国家、弘扬文化的每一个环节。
     唐太宗十分重视对史书的编纂,并主张文书要讲一个信字。早在公元前104 年的西汉时,司马迁在其鸿篇巨著《史记》中说过对待历史要“不虚美”、“不掩恶”的原则。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记载: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委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译文:起初,太宗曾对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的吏事,都不让君主看见,这是为什么?”答道:“史官不虚饰美化,也不隐匿罪过,如果让皇上看见必然会动怒,所以不敢进呈。”太宗说:“朕的志向不同于前代君主。朕想亲自翻阅当朝国史,知道先前的过失,以做为以后的借鉴,希望你撰写完成后上呈给朕看看。”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言道:“陛下身怀圣德,行动没有过失,史官所记述的,按理都是尽善尽美的事。陛下惟独要翻阅《起居注》,这对史官记事当然无所损失,假如将此规定传示给子孙后代,恐怕到了曾孙,玄孙之后偶有并非最明智的君主,掩饰过错袒护短处,史官必然难以避免身遭刑罚诛戮。如此下去,则史官们都顺从旨意行事,远避危害,那么悠悠千载的历史,有什么可相信的呢?所以说前代君主不观看国史,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太宗不听其谏言。房玄龄便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改成《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癸巳(十六日),书写成,呈上太宗。太宗见书中记载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用辞多隐讳曲折,便对房玄龄说:“历史上周公诛灭管叔、蔡叔以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以保存鲁国,朕当年的所作所为,正与此类似,史官有什么可隐讳的!”立即命令删削浮华之词,秉笔直书杀李建成、李元吉事。)
    不能不承认,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心怀博大、光明磊落的皇帝之一。唐太宗的实事求是,诚信写史也是盛世大唐的一个有力注解,就道出了为什么在历史上有贞观之治。试想,当唐人传读史书时,看到最高领袖的这一页不光彩记录,他们的目光,骤然间变得平静安然———那是一个社会面对真相时特有的坦荡。大唐的天空,没有因为这一片云彩而阴霾密布;相反,只会更加寥廓、澄明。而当权势者如果篡改这一段历史,像一块抹布把历史随意抹来抹去时,大唐的盛世,即成绝响。
    盛世重史实,把历史真相记录下来,并告诉大家,其目的是把它作为我们执政的殷鉴,永远吸取教训,使我们不再重犯这些错误。要尊重历史,承认实情,从而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安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证明,诚信道德已经深深浸入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秩序不规整,道德严重失范的现象。法制固然重要,它能起到事前警告、事后制裁的作用,而真正防患于未然,倡导一种正直和谐的社会风气,从思想深处规约人们的物欲、情感,必须辅以德治。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道德建设中切实提倡弘扬优秀的传统道德,而“诚信”是基本的出发点。没有诚信,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汲取传统诚信伦理为现代社会所用。

参考文献:
    ①康志杰,胡军:《诚信 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 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③柏杨:《资治通鉴全译》 新世纪出版社 2008年版
    ④王幼辉:《盛世重史实——从唐太宗尊重史官实录而联想到的》,《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5期
    ⑤天成:《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福鼎市诚信促进会 黄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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